后隋初年百业凋敝，朝廷的财税收入不到一千万两白银，后来隋太祖任用苏芮理财，苏芮废除了丁口税，放开对商业活动的种种限制，同时加重征收商业领域的税赋，此后全国丁扣迅速增加，随着商业的发展税收也逐年增加；苏芮还设定了官田制，当年财税收入不足，可是又要养活70万大军，隋太祖一开始实行屯田制（当兵的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军饷是一个子也没有），苏芮则把屯田改成了官田，士兵不仅有军饷还拥有了10年土地所有权，于是隋军士气大振，每战必胜。

经过20多年的恢复发展，到后隋第二任皇帝——天命皇帝杨周的时候，后隋经济已基本恢复到唐开元盛世的水平，994年，隋太宗引兵进入汴京（后改称东京）发动天命政变。

隋太宗少年时闯荡江湖，也做过小买卖，这些经历深刻的影响着他的治国理念，他常说的一句就是，“士农工商皆有所长，何来贵贱”，因此在太宗朝商人和工匠的地位大幅度提高。创作发明层次不断，除了印刷术，另一项重大发明就是四轮马车，四轮马车大幅提高了运输效率；而商人入士则让政府更懂得如何管理调控经济，后隋朝廷的思维方式开始转变，中国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了。

997年大同3年，后隋财税收入首次超过一亿两白银，后隋用了六十年时间让经济规模涨了十倍，有了钱就能养更多的兵，此后隋军开疆拓土横扫蒙古高原、中亚腹地，鲸吞印度次大陆北部，跨国伊朗高原直打到巴格达城下，为了彻底击垮竞争对手，隋太宗率领众藩属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战杀的狼烟滚滚血流成河，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西方贸易彻底断绝，世界人口几乎减少了一亿。

此后，后隋天灾人祸不断，而大辽却横空出世，由于隋太宗大量透支了国家的实力，隋廷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再加上资本随着土豪被转移到国外，后隋经济遭受重创，到宝德初年，全国财税直降到三千万两白银。

可是此时却要应付辽国频繁的进攻，国家养军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宝德皇帝万不得已只好让军队经商自谋活路，又默认官田10年的使用权为永久使用，这样虽然暂时稳定了局势却无异于饮鸩止渴。

原来，随着朝廷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军队凭借势力垄断商行，又不用缴税，这两项相加挤占了朝廷大量税源，那些年朝廷的税收一直都在三千万两白银上下徘徊，真是穷到姥姥家去了。朝廷没钱，对军队的掌控就弱，宝德虽然通过联姻笼络住了军队，但是长此以往必然又是一个晚唐景象。

宝德自然不愿坐以待毙，他启用了平寇功臣文彦博为他挣财税之权。文彦博虽然才智过人却不通经济之道，只一味猛打猛追，就如皇帝豢养的忠犬般努力撕咬，虽然为主人赢得了大量财富，但是却得罪了满朝权贵，最后不得不被主人抛弃成为丧家犬。

可是万事都有两面性，这一期间由于少了政府的管控干预，民间资本主义得以壮大发展，另外，朝中官员也耐不住寂寞纷纷涉足工商领域，这样工商资本主义在朝廷里就有了自己的代言人，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

在资产阶级潜移默化的夺取之时，一些小地主出身的文人也在不自觉的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献计献策，原来无商不富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士人们在讨论富国之策时不约而同的想到了解放工商业发展的藩篱，这就是人口、市场、资金、技术、土地。只有扫除了这些障碍工商业才能大举发展，国家才能富强。

于是乎，宝德学士起草的合同法、专利法均顺利实施，连同他们提倡的广开海上贸易也成为了国策，因为土地兼并而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则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为了获得一个和平的环境与辽国进行贸易，宝德朝廷长期由鸽派占据，即使是金国崛起之时也很少有人鼓动皇帝收复失地，虽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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