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打过去了，局长说他在一线不了解情况，刘海洋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也希望尊重专家组的意见，继续还是停止让老全决定。

局长这样说，刘海洋左右为难。一瞬间，他曾准备放弃。

他明知面临着决策“失误”和“激烈的”现场采访，而且这个是躲不过去的。但他并不想为自己找台阶下，他对这种状况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过度的紧张未能如愿以偿，却不甘心就这样结束艰难的、枯燥无味的搜查。另一方面，那些可靠地保障和执行这种搜查的属下已经感到无望甚至厌倦，这是不能容忍的。

自己的荣辱事小，案子不破事大。真正的刑事警察，都是有第六感的人，他一向相信自己对人与事的直觉判断，他相信自己要找的东西就在这个料理店内。

张铁山认为此次行动已经失败。他是重案大队长，他毫不怀疑程贵**有重大犯罪嫌疑，但认为把面前这个秘书的智商与一般嫌疑人同等对待是荒谬的。

“所有地方都翻了个底朝天，只差没挖地三尺了，还怎么搜？

也许罪证根本就没有预想的那样与可疑地点配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每样东西又都有被转移的可能。”对于刘海洋继续搜查的意见，张铁山争辩道。

在办案过程中，内部领导、下级、个人、集体都有充分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力，尤其在这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情况下。

但是在搜查现场说这样的话就带上了某种特殊味道。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的话就一定对，最难办的却是面对外界媒体。面对失败，如何从容应对料理店外的各大新闻媒体？

刘海洋反驳道：“那我们就看看他的配套技术吧，不行，就掘地三尺。”

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方设法尽快让更多的条件支持自己的判断。他决定的这次突击搜查，多半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证据。

然而他最终看到的却与最初的判断大相径庭，刘海洋自信、固执地为自己辩解。他渴望自己成为一个神探，在这样一次特殊搜查中可以亲自去实践并解决搜查中出现的各种疑难命题。

他认定，这个嫌疑人不一般。

……

据张铁山后来对记者回忆，刘海洋的确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指挥者。那次搜查，只差那么一点点，如果不是刘支队执意坚持的话。所有人都失望了，刘海洋指出，不要全盘否定尚未结束的搜查行动，要把存在的问题分开，一步一步地解决。

他说：“我感觉这个家伙是条大鱼。想像一下，如果我们解决不了证据这个问题，又如何能解决得了随后的记者问题，进而解决案件中所有的重大问题呢？结束搜查，把人带回局里容易，我们的职责、脸面、出路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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