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报酬，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从晚清到民国，吃这碗饭的人比产业工人多得多。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这就是“血酬定律”。

那么，在一个跟悬圃县同样处在大山里、所谓天高皇帝远的大国县，政府尤其是当地公安机关——象肖子鑫的前任丁卫东那样无所作为、甚至于胡作非为，把社会治安“治理”成这样，老不信们当中必然要有不怕死的人站出来反抗，甚至走上犯罪道路，杀人放火又能怎么样呢？

人性本来就是残酷的，从生存竞争的角度来看，那些有生命的个体或团体，投入自己或他人的性命，动用各种策略，争夺生存资源。竞争造就了资源分配的规则体系，在体系中的真实位置又注定了个体或团体的性质。

写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学者吴思在《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一文中说：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

靠血酬。

血酬是对暴力的报酬，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报酬、利息是对资本的报酬、地租是对土地的报酬。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抢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比如绑票，其价值取决于当事人避免祸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

学者吴思在史料中发现了“土匪种地”和“土匪保护老百姓”这样的现象。通过研究，他发现：一、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即匪变官；由土匪来保护农民，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

二、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团也可以退化为土匪，即官变匪；如1918年四川的军阀混战16年，六七个暴力集团在这片土地上群雄争霸，每个军阀都有权在自己的防区内设立制度、任命官员、征收赋税，不经该地区的军阀认可，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

三、随着血酬逐步降低，生产行为的报酬相对提高，土匪可以转化为农民，即匪变民；匪变民的条件有两个：首先是官方对土匪的打击加强了，当土匪的风险增大了，其次是由于土匪自身人数的增加，使抢劫的收益降低了。

这就意味着，土匪流血多了收入少了，血酬降低了。暴力集团的竞争和垄断程度，对农业生产者的存在形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土匪要转化为农民，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户，都要以帝国秩序的恢复为条件，即以皇帝为首的军政组织成为天下唯一的暴力集团，也即众多的农业生产者围绕着一个暴力核心的社会组织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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