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似乎没有这样简单，现代通信、交通发达，官可以走，“关系”同样可以走，只要有权可以利用，到那里不是发财？

看看被查处的贪官，有几个是本地起家、本地贪污、本地落马的？

退一步说，即使“异地为官”真能起到阻隔作用，也不能保证他在新的地盘开始新的贪污。权力象一块强磁铁，放在哪里都有铁屑吸附过来。所以说，“异地为官”未必就比原籍有多大的防腐优势，即使有一点点，那也是一条防腐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

我国历史上，不少朝代都有属籍回避制度，如清代以前的法律曾有“五百里之内不为官”的规定，结果还是贪污盛行。

而肖子鑫的这次突然“异地为官”，则完全跟这些乱七八糟的说法对不上号，市委秦书记他们完全是从重用人才的角度、希望肖子鑫能够迅速扭转乾坤的角度，迅速把他派到了这个难堪的地方上来了。

而据肖子鑫的了解，大国县之所以社会治安这么乱、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搞得这么不好，有很大一个原因是这里的林业局、煤矿林业，而上述单位本身就有自己的一套系统，甚至于还有公安机关、保卫科之类准警察系统。三方各管各的，长期以来势必造成谁也不尿谁，地方上的县公安局以为自己是老大，应该统领一切，而国家大企业的公安局长又不太服气，最后弄得一团糟……

关系也很紧张！

各种形式犯罪活动自然而然也就越来越猖獗了，为什么一些地方发生矿难或者其他重大事故，很快就能“坏事变好事”，地方媒体连篇累牍的是“官员坐镇”、“抢险救人”的新闻，盖过了对事故原因的反思？为什么安全生产的要求屡屡落空，负有重大渎职责任的官员却不会丢乌纱帽，易地做官持续高升？

为什么原县公安局长丁卫东把县公安局搞成了这个熊样子，屁股一拍说走就走人了？

为什么今天需要反过来算老帐，关键在于无论是社会治安、犯罪活动，还是以往那些屡屡发生的事故追责制度有漏洞。县里让让那些职能部门的官员去追责，谁追谁呀？大家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结果肯定是清一色的“天灾”，没人说是“**”，更不会承认自己玩忽职守。让责任人自己调查自己的责任，肯定难以保证公正。

更有甚者，肖子鑫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还从一些举报信上了解到，包括县公安局一些当事人的“问题官员”，由于身在关键位置，掌握之前一些调查组的动态和信息，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展“反调查”，甚至涂改证据，糊弄上级调查人员，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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