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足了，还能结余不少，这自然是欢喜之事。

然而，这并非是欢喜的结束，而是才刚刚开始，随着庞统将工业上面的冶炼钢铁，修建兵甲数目，然后荀谌将商贸上面的利润盈余，钱财器物等等一一叙述出来之后，堂内众人的嘴便是再也合不起来，一个个笑得就跟朵花似的。

斐潜虽然也在听，但是心思却不在这些数目上面，而是想到另外的事情……

年赋，也就是斐潜能收上来的粮草数目，至于关中一地产出的粮食总数，应该是大概在一千三百万石左右，当然，这么高的年赋，其中也有很多流民屯田的功劳。

斐潜关中治下，自然是实行着大汉持续了百年的三十税一，但是这个所谓三十税一，听起来似乎很少，但是其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兴，按秦之敝，诸侯记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以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从汉高祖时起，实行“十五税一”的政策，及至汉文帝时期，又有“田租减半”之诏，也就是采取“三十税一”的政策。

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但是这些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不是说将田产分割为十五份，三十份，然后国家收取其中之一，而是有着特殊的计算方式。

“十五税一”是指地主向佃农收取土地产量的十分之五即产量一半的地租后，地主再向国家交纳土地产量的十分之一的税赋。也就是土地产量为十份，地主与佃农五五开后，地主再向国家交一份的税。即地租率为百分之五十，税率为十分之一。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十五税一”。

作为地主的附庸，佃农是没有户口的，自然也就不存在单独向国家缴纳赋税的渠道，同样所谓的“三十税一”，也并不是指地主向国家交土地产量的三十分之一的税赋，而应该理解为，土地产量为十份，然后三七开，佃农得七份，向地主交三份为田租，地主再向国家上交一份税赋。

即地租率为百分之三十，税率仍为十分之一。“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并不是税率为“十五分之一”、“三十分之一”的意义。或者严格来说，应该记成是“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

那么一般的，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也就是自有土地者，向国家缴纳的赋税也就是十份之一。这在《汉书·食货志》写得很清楚，“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

由此可见，实际上自耕农的负担一直都没有什么变，有些变化的，只有依附于大地主的佃农的田租，这些人承担了最沉重的负担，就像是后世自有房屋的往往只需要交水电费卫生费物业费等等，或许还不到工资的十分之一，而租房的么……

汉代最开始，大地主和自耕农的税率都是一样的，但是明显大地主收获的更多，年复一年积累的财富数目差距也在不断的变大，自耕农承担的风险明显要高于地主阶级，一旦天灾人祸，地主阶级只会凭借着手中的余额，更大更多的摄取自耕农不得不出售的土地资产，从而再度扩张。

因此汉代皇帝觉得这样不行，所以改革了税制，在高祖时期，“上於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然后“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一来可以减轻佃农的负担，缓解最基础的这些民众的痛苦，二来也可以抑制这些大地主积累财富的速度，但是很显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没有什么卵用……

所谓利用税率调控，就是一个温和安慰剂，除非下狠心征收土地持有税，否则困顿的永远都是基层的人。

因此斐潜一开始就没有将注意力放在税制改革上，而是一刀砍在了本身根源之上，建立了爵田为基础的等级税收制度，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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