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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吉林父女在大门外洒泪道别之场景，及他妻子的哭诉恐怕让当时的程贵阳久久难忘：“孩子欲罢不能的哭声让我举步艰难，又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折腾得快散了……”。

突然想起另一个老军人曾经满怀希望、又不抱任何希望前来找他帮忙的情景，诉说儿子为到七哥的夜总会找女儿被打成重伤后来死亡、高血压的祖母为了给患性病的孙女治疗，到市委门前哭诉，受伤弯曲的胳膊、衣衫褴褛的孙子、因思念儿子（爸爸）而哭成一团的那家人、以及一连几天在清晨的薄雾中诉说孙女最终因性病死去，尸体在哪里都找不到，等待罗书记上班的无奈的背影给人留下的强烈震憾。

每次让他心痛的同时总是给他留下无尽的反思。

那时候，程贵阳只想说服自己曾经为之忠诚服务过的主要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所作所为，过问一下有关问题，但得到的反应简直就是对百姓的呼声置若罔闻。

不知道这个人和“有关部门”还有一点公仆的良心没有？程贵阳不是没有记者的洞察力，只是没有那种勇气和果敢而已。

他送给了罗守道一颗子弹。

当然，故事并未至此结束。

无疑，国家也将送他一颗子弹，以平民愤。

……

整个审讯过程中，程贵阳常常走神，有可能像所有罪犯一样，想发现自己的能力。他过去写的那些小说全是瞎编的，而眼前这一切却是真实的。他体会到什么叫审讯，就像当年体会到什么叫上战场一样，真实仍然无法阻止他陷入幻觉，好像思想又回到了十几年前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那个哨位的洞口被敌人的炮弹炸塌了，需要休整。程贵阳怕新兵出意外，自己早早地起来在哨位前的芭蕉树下隐蔽着取土装编织袋。但他看到不远处的班长站起来只是晃了晃，脚下却已触了雷，雷就在芭蕉树根部，他听到了爆炸声，眼瞅着两条腿带着鞋飞了起来，他看到班长和那棵芭蕉树同时被摧毁了。

他被冲击波冲了起来，想站着，已经不可能了，身不由己地向后面重重地倒下去……

预谋案件，既有同伙，必有主谋。

那么，程贵阳是否主谋呢？

当然是！

不过，张铁山和侦查员们发现这种情况似乎又并不确定，另一个吴荣贵也不容忽视。虽然最初是程贵阳主动找的他和向左志，但后来死的七个人里有五人是他杀的，另外二人是向左志杀的，程贵阳一人没杀。谁是主谋？谁是主角呢？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要求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承担“如实回答”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犯罪嫌疑人都会主动供述。在确认上述事实时，刑警们颇费了一些手脚，三人出于趋利避害、自我保护的天性，不是选择沉默，就是拒不供述。

《刑事诉讼法》第43条同时规定，即便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侦查人员也不得采取“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因此，这一挑战实际上逼迫专案组领导和刘海洋不得不更新侦查观念，转换侦查模式，多次要求刑警们增强科学取证的能力，并根据不时之需调整侦查讯问的策略，大力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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