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子鑫和其他办案者首先要让县领导满意，其次是让老百姓顺心，至于查明真相，倒可能是等而次之的任务；这就是警察的潜规则之一。

不能否认的是，就目前的体制来看警察是一把双刃剑，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武装力量，必然拥有超越自己权力的力量。警察尤其是领导一方面拥有“特权”，另一方面又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者，这种职业属性决定了警察个体一方面有权力欲的膨胀，另一方面也有职业上的“自卑”——因为他是一个听从命令的人。

在公检法系统中，法律对警察的约束最弱，虽然有《警察法》及其细则，但其威慑力远远不及公安部的“五条禁令”。

文件指令高于法律这一情况的产生，还在于实践存在一种悖论：一个国家需要统一的中央立法，统一的法律又不得不经过地方部门的规章法令、行业的规章法令以及司法解释才能具体落实。这使得后者比前者的实际效力更高。可是谁来监督警察？谁来监督阮涛这种情况下的行为呢？？

行业整风和运动式的公安部文件当然是一种途径，但那是上一级警察监督下一级警察的“内纠”和非制度化选择。

检察院只有在阮涛案发后才能介入调查，是追罚制而不是预警制。

呵呵，在天朝，不仅警察的监督是缺位的，就是对警察生态的研究也是缺位的。从来没有一种权力于我们的生活联系得这样密切，可这样一种如此重要的权力却受到了学术界可怕的忽视。在天朝，各地政法委书记大都是公安局长，肖子鑫也是，客观上讲这就造成了警察部门的政治地位超过了司法部门。

在阮涛跟金老八他们这些悬圃县仿古一条街上的黑社会勾结**开始蔓延时，这位公共权力的掌有者和行使者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寻求与运用权力的边际效应，因此女记者王喜鹊看到这里忽然想到如何让“警权”退守到固有的权限之内，居然也成了问题。

她不懂警察，但这几年她几乎是天天跟这些人和政法部门的人打交道，警察是属于行政序列，但是并不代表警察所享有的侦察权不是独立的。如果确认侦察权是独立的，那么命案必破的行政命令，难免干扰独立侦察权。警察的绩效测量指标，不应该是破案率，而应该是本辖区无案率。

“肖子鑫和阮涛他们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可他们都是警察啊……”

第 2336 章 人心难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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