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德学会的平番三策旨在消弭外族入侵，而消弭入侵的途径是进行对外战争。这种主张与我们熟悉的儒学相去甚远，岳麓书院以儒家经典为范本，所聘教授都是当世硕儒，他们怎么会放任提出这么野蛮的主张的哪。

原因就是儒学的发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时间要回放到933年，当时小隋王杨处要称帝，可是儒学的旗帜岳麓书院以下不可犯上为由，坚决反对杨氏篡夺李唐江山，杨氏的文人举起“大有为”的旗帜与反对派展开论证，论战的结果是“大有为”派胜出，岳麓书院中的守礼派也被自己的同窗排挤了出去，虽然儒学依然信奉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礼教信条，但是这里的上和尊被解释成了能者为尊，有为者为上。

这样的解释广受欢迎，

937年大隋开国，隋太祖杨处在开国恩科的旨意中说道，“自古英雄不问出身，凡我大隋治下之民，不问籍贯、种族、出身、年龄、皆可应试”（也就是说倡优子孙也可应试），从此科举不再是高门大户的专利，此后贫寒人家出身官员越来越多，后来太宗又开武科举和商科举，不用读圣贤书也有了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途径，大隋取士的导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能者为尊，有为者居上”的儒家新教义。

隋太宗做秦王时对外施行扩张殖民的政策，当时对此持非议的儒生有不少，他们认为藩王过强不利于国家安定，且秦王拿中原百姓的血汗钱为自己打江山是不仁不义不忠的行为。

秦王对这些呱燥不愿理会，可是秦王的拥泵却不愿秦王遭此不白之冤，以徐文长为首的秦系文人与之展开了论战，秦系文人详细列举了秦王拓疆带来的好处。

首先是反驳儒生们针对秦王耗费中国物力建设外族的指责。秦系文人撰文称，建新州的耗费不过2000万两白银，且中原出资不及十分之一，多数费用是新州与中原贸易所得，自从大夏、辽粮食丰产以后，驻军的供给已经不再向中原伸手，大夏的余粮还能供给中原灾区度过灾年，新建州不仅没有拖累中原反而帮了中原。再者，大夏州翡玉府的翡翠质优价廉，你们这些骂娘的文人都喜欢买一块拿着玩，如果没有秦王的征伐，就你那点钱，买的起吗。

对于秦王不尊王化意图自立的指责则随着秦王即位和金册传位的解密而不攻自破。

秦王即位后先后夺取了杭爱州、东岭州，由于和田玉产于东岭州，东岭州建立后，文人们配玉的爱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后来恒河、孔雀二州建制，佛祖成了中国人，普遍信佛的汉人在心里上得到了巨大满足。疆域的扩大加速了民族融合，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展示了她广泛的包容性，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渴望。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影响到了他们对国家的认识，胡人的家园也被认同为自己的家园，“王旗之下皆是国土”成为汉民族的共识。有了这个共识，对外扩张就不再是不义之战，为扩张国土而死就成了义举。

对于仁孝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儒家宣称仁者爱人，反对滥用民力，让民众陷入痛苦。而太宗朝的首相徐文长则提倡大仁大孝，徐文长认为，今人不仅为古人活，更是为后人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今天的人不为以后的人好好努力就会失去繁衍的权利，就会无后，所以为后人活就是为古人活，让我们这代人辛苦一些，为后世子孙留下一座花花江山就是最大仁孝，苟利国家，匹夫有责，死都不怕还怕受苦吗。

这些新思维通过科举考试逐步改变了儒学面貌，新一代儒学生成长起来，这里面有不远万里跑到那不勒斯做大公的高珀，还有力主与辽国通商的范仲淹，他们的行为距离我们这个时空熟知儒学相去甚远，但是她却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

范仲淹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不仅主张儒学生经武，还主张儒学生经商，范氏入主岳麓书院以后，岳麓书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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