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代的民思，主要是‘依国为命’。

刚从战火摧残，满目疮痍时期走出来, 那一代人宛如看到救命稻草一样, 看到一个可以从过去欺压中站起来的机会。对外界强权, 团结在光脚不怕穿鞋的棍气。什么‘友邦最高’之类的说法，都在这一代爆裂的民思下扫荡回去。

六十到七十时期，“寄希为国”。

战争已经远离了一代人，人们无需面对几十年前黑暗绝望看不到亮光的绝境。虽然有自然灾害等疼痛，但这个时期的基础科技也有了十足的发展，核武、卫星相继在掌。大家相信国会变好，未来也一定会更有希望。但是在乐观中，对官僚主义滋生缺乏警惕，同时忽略外部世界科技的重大变化即将带来的新冲击。

而下一个世代，却是“与国相冲”。

由于战争远离了四十年，先发国家通过消化上次大战中的军事科技，推动科技创新链条将前沿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进而在经济上结出了巨大的果实。在经济优势下，先发国家的宣传开始发力！这一代年轻人，陡然看到外界信息化发展的新生活后，心态魔怔了，对上一代所谓“先进道路”产生质疑。故这时期的民思，认为个人的不成功，是国家束缚的太多。这一代人不经调查，就将大量从外部道听途说的概念当成建议说出来，认为自己是敢说真话的少数人。开始鄙夷上一代蠢，斥责下一代‘天真粉红’。

紧跟着2k时代到来了，这一代民思是“与国同荣”。这和“与国为希”有点像，但是有本质上的不同。

与上一代执着于“批判”不同，这一代年轻人是东亚近古时代最强一波婴儿潮，也是最极端婴儿潮。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成长，被安排到各行各业亲身体会追赶的困难，也见证了“外部世界强权干涉”时“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得出了“再苦再难，也要追，为了不挨打，几代的牺牲是值得的”的真理。

相对几十年前“站起来”，这一代是真正将中华推向了“复兴”的重要一代。

然而这一代人在最青少年的阶段还是有所疏忽。一味地的向前走，忽略“阻力”在滋生。

民营这头巨兽固然能够拉起“经济、科技”两驾马车，但是“吃人”本性不可被消除。等到从网络消费和虚拟经济的繁荣中回过神来，已经迟了。

所以和下一代民思又起了冲突。

2k纪元，二三十年代的民思特征是‘国我殊途？’

这个带着问号的词，同“与国相冲”貌似有些相像，却仍然是不同。

与国相冲，是试图找到国的不是来否定。因为心中有嫌！

国我殊途，这是在大量矛盾中，想确定到底是哪方的不是？

这一代年轻人不得不承认，自己这边的商私支持的一流企业，和外部在产业竞争时有巨大作用。但是，却发现，自己是这其中的牺牲品。“难道自己的发展和生活，与大格局竞争，是鱼翅与熊掌不可兼得吗？”

这是一个迷茫的时代。

2k五十年代末期，“国我同运”。

此时世界局势动荡，与此同时，大国的经济数据统计越来越精确。市场这种经济活动等价物的作用，有了被取而代之的可能。

几十年前，金融家们所强调的：“自己的钱，自己想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已经随着时代演变，被证明是伪论。民心允你，你方能运财，民心不允，一边凉快去。

全球所有经济实体都封锁了资本信誉流出，也就是先发国家不再遵循市场规律向外转让科技，而东方本土政策调整，事关产业链安全的资产也不再允许由外部收购。

这时候谁特么敢到国际投资，就会被不要脸的“虚拟数字化经济”给收割。

处于全球化下层的原材料出口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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